唐末文人李肇在《國史補》中曾說：“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李肇筆下的“元和體”，指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開創的一種詩風，他們繼承杜甫新題樂府之作，用淺顯的筆調，提倡現實主義的詩，一度流行于唐憲宗元和年間，故名“元和體”。

    由此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歌在當時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認，而且是流行的詩壇的范式。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暫且拋下元稹，單說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中唐詩人，他的詩對當時和后世影響深遠。白居易在世時其詩便已廣泛流傳，白居易《白氏長慶集·與元九書》中也自豪地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元稹在《元氏長慶集》中也說：“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玄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一個人的詩作，在他生活的時代里就能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應，在古代是極少見的。白居易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能占有一席之地，不僅由于他的諷喻詩，其閑適詩也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詩歌分為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白居易對閑適詩情有獨鐘，而且對閑適詩的自我評價也很高。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如是說道：“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閑適者，思澹而辭迂”，這段評述表明了白居易對閑適詩的自我珍視。

    在白居易蔚然壯觀的閑適詩中，他的那些充滿閑情逸致的友情詩則是閑適詩中的一道最為耀眼的彩虹。白居易可以說是唐人中最重友情的人，他一生交友無數，在其詩文中提及的人物很多。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標簽，他們都是白居易的朋友，只不過有的是階段性的朋友，有的是有共同遭遇的朋友，有的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在他的生活中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朋友是他出游的玩伴，是他傾訴的對象，是他心靈的慰藉，是他精神的寄托。

    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寫給友人的詩作非常多。他在京城為官時常常和友人們一起郊游，摯友元稹、崔玄亮、劉敦質、張仲方等就是在這時結識的。

    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寫給友人的詩作非常多。他在京城為官時常常和友人們一起郊游，甚至“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此時奠定了友情的基礎，好友元稹、崔玄亮、劉敦質、張仲方等就是在這時結識的。白居易有時主動邀請友人與自己把酒暢談，享受愜意生活。

    在冬日里，新釀的美酒到了開壇的時候，邀請洛陽的老友前來共品美酒，其樂融融，且看白居易這首精美的小詩《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劉十九是白居易在江州時的朋友。這首詩以如敘家常的語氣，樸素親切的語言，富于生活氣息的情趣，寫出了朋友間誠懇親密的關系。后兩句邀請朋友在雪天同飲，可見樂天之好客。

    再如邀請朋友到江樓游賞的《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

    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

    能就江樓消暑否？比君茅舍較清涼。

    此詩分為江樓夕望和江樓招客兩部分，前六句描寫夏日清麗晚景，后兩句表達了邀請友人來江樓消暑的意愿。詩人不愿獨享良辰美景，故邀請自己的朋友來共享。

    由“比君茅舍較清涼”一句可以看出，詩人所邀請的朋友是一位沉淪下僚的寒士。但白居易卻不以富貴與否來作為交友的標準，只要是情投意合，只要三觀一致，無論身份地位，都可以成為知己。

    白居易一生交友很多，但是經過漫長的歲月、世事的沉浮與人事的變遷，他與李建、元稹、崔玄亮和劉禹錫的感情最深。在《感舊并序》中說：“故李侍郎杓直，長慶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劉尚書夢得，會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執友也。”

    白居易和元稹相識很早在貞元十九年（803）兩人同登第前就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的交往一直持續了三十年。對于元稹，白居易不僅有思念的苦澀，還有相聚的歡喜和離別的惆悵。

    元稹在長慶三年（823）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此時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二人比鄰而居。白居易作《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郡樓對玩千峰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白居易把能和好友對酒優游的快樂心情展露無遺。

    大和六年（832），元稹去世，白居易聽聞摯友噩耗，萬分悲痛，作《哭微之》二首。乃至兩年后聽到有人唱元稹的詩，仍然是悲從中來，于是就有了這首悼念友人的佳作《聞歌者唱微之詩》：

    新詩絕筆聲名歇，舊卷生塵篋笥深。

    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

    晚年的白居易對友情更是珍惜，他在《感舊詩卷》中說：“夜深吟罷一長吁，老淚燈前濕白發。二十年前舊詩卷，十人酬和九人無。”

    詩人對友人的紛紛逝去感到哀傷。白居易此時年逾花甲，朋友不斷地逝去，使詩人感到歲月無情。所以在洛陽生活的這段時間里，詩人對時間、生命和友情都特別珍視。在洛陽，白居易交往的人主要是劉禹錫、皇甫鏞、牛僧孺、裴度等，這些人都是多年老友，皆為年老而退休，閑居于洛陽。于是，他們結伴游玩，飲酒賦詩，流連忘返。

    在這些友人當中，白居易與劉禹錫的友情可謂是終生的。從元和三年（803）到會昌二年（842），此唱彼和幾近40年。即使天各一方，亦未稍廢。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將自己與劉禹錫的唱和詩編成《劉白唱和集》上下兩卷，共收入兩人唱和詩138首。此集后來又由白居易續編４次，增至５卷。而由白居易一次次不辭辛勞地匯編唱和詩的熱情，足以看出他對兩人詩外情誼的珍惜以及對劉禹錫這位旗鼓相當的詩友的推重。

    唐敬宗寶歷二年（826），白居易與劉禹錫初逢于揚州。此前，他們就已經神交已久，也早就有詩唱和。其實，白居易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擔任翰林學士后，便與貶居朗州的劉禹錫時有書信往來及詩歌酬唱，白居易毫不避諱劉禹錫動輒得咎的貶謫身份。

    劉禹錫作于元和三年（803）春的《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是最早的一篇酬答白居易的作品：

    吟君遺我百篇詩，使我獨坐形神馳。

    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

    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

    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

    看得出，劉禹錫對白居易詩洗盡鉛華、不事雕飾的藝術風格極為推崇，對白居易清如玉琴、穆如春風的人格魅力也極為神往。

    長慶元年（821）冬，謫守夔州的劉禹錫作有《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

    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

    名姓也曾鐫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

    甘陵舊黨凋零盡，魏闕新知禮數崇。

    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

    寶歷二年（826）秋天，劉禹錫奉旨卸任和州，返回洛陽待命。這對于他來說，不啻是重入廟堂、待機起用的福音。他與因病罷蘇州刺史的白居易約定在揚州會合，然后結伴返回洛陽。

    揚州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的地方，也是他們開啟詩歌唱和之旅的起點，在揚州的筵席上，白居易趁酒酣耳熱之際，即興賦詩一首《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在這首詩中，白居易對劉禹錫的坎坷遭遇深致不平之鳴，慨嘆其挾王佐之才卻長期沉淪下僚、蹉跎歲月，在寂寞中耗盡壯心。

    開成元年（836）秋，白居易賦閑洛陽，劉禹錫獲準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晚年重逢，兩人都倍感欣慰，兩位詩人也迎來了他們人生中唱和的黃金歲月。這是他們酬唱最為頻繁的時期，也是他們洞見人生、看破世事的一生中最為愜意的時期。

    白居易將他們此時的生活狀態稱作中隱，這種介乎出與處、忙與閑之間的獨特生活形態，為他們的唱和提供了時間與空間的便利。

    當時，在東都留守裴度的倡導和主持下，“洛陽文酒之會”經常不定期舉行。如果說德高望重的裴度是“洛陽文酒之會”的文化沙龍的主持人的話，劉禹錫與白居易則不失為“洛陽文酒之會”的C位人物。今人著眼于其創作成就及實際作用，將參與聚會的詩人統稱為“劉白詩人群”。

    但白居易和劉禹錫二人唱和的時空卻遠遠超越了“洛陽文酒之會”。他們既參與眾人的文化沙龍活動，更樂意兩人的獨處，創造各種機會來馳騁才思、切磋詩藝。可以說，他們的唱酬是全方位的，也是全天候的，春去秋來，從不間斷。

    白居易與劉禹錫晚居洛陽期間的唱和詩較多地以飲酒為題，或者詩題中雖不出現飲酒字樣，卻以飲酒為主要內容。即如白居易的《贈夢得》：

    心中萬事不思量，坐倚屏風臥向陽。

    漸覺詠詩猶老丑，豈宜憑酒更粗狂。

    頭垂白發我思退，腳蹋青云君欲忙。

    只有今春相伴在，花前剩醉兩三場。

    題面與酒全然無涉，中間卻既說“豈宜憑酒更粗狂”，又說“花前剩醉兩三場”，飲酒仍然是其主旋律。詩中非常明顯地抒寫著盡情享受閑適生活的姿態。老友之間的情誼就這樣與自然和諧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詩歌平淡自然，不著痕跡，讀來卻又耐人尋味。

    白居易與劉禹錫的唱和詩不僅以唱和時間之久、唱和頻率之密、唱和作品之既多且精，構成中國詩歌史上不可多見的景觀，而且就情感的濃度和抒情的深度而言，為后代文人唱和提供了可以效法的一種典范。

    同時，白居易、劉禹錫晚居洛陽期間的唱和，又直接促致了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洛陽文酒之會”的形成。作為這個創作群體的翹楚人物，白居易與劉禹錫是后代所艷羨的“洛陽文酒之會”實至名歸的主角，而他們的唱和詩也是脫穎于其間的最具藝術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成果。

    縱觀白居易一生的友情，他寫給朋友的詩作非常多，說明了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所處的主動態勢和積極態度。他積極主動地維持和加深朋友間的友情，特別是摯友之間的交往，與元稹和劉禹錫之間的唱和之作可見一斑。當然除了元稹、劉禹錫等摯友之外，他還和其他品行高潔的人交往，和追求閑適生活的人交往，和淡泊名利的人交往。

    因為白居易在與友人的交往中，始終抱著曠達的心態，所以才能收獲一份份珍貴的友情。在白居易的友情觀里，沒有對朋友的怨恨和貶低，沒有對朋友的責備和憤怒，有的是一份份溫暖的關懷、問候和相知相屬的自在自得。因此白居易的友情世界里充滿了和諧，洋溢著閑適的情調。

    林語堂說：“在中國，消閑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權勢者和成功者獨有的權利而是那種高尚自負的心情的產物。”

    白居易的閑適詩，便是“那種高尚自負的心情的產物”。它所描寫的閑適散淡的生活情趣是中國古代文化給予歷代讀書人的一種富有民族特色的心理追求，這些便使白居易的閑適詩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內容特色和藝術風格。